战国时期是思想变革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诸侯国的兴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生灵涂炭。但此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制约思想的体制及其强制机构日益消散，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且，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获得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战国早中期有吴起、商鞅、苏秦、孙膑、张仪等人，后期有范雎、李斯、韩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们的生平机遇和功业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早在100年之前，齐王田辟疆便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区，称为“稷下学宫”，以用来招揽各类人才，其中尤其以经邦治国、军事外交类人才最受欢迎。这个稷下学术区中，有宽广的街道和连接数里的楼宇。不管有没有官职，只要在是“稷下学宫”的人员，齐国都会为其发放专门的俸禄，因此当时齐国号称是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的国家。
学术在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的同时，逐渐也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了各种专门介绍和阐释本派观点的专门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天下学术又有了新的趋势——重新归于统一。这时候，有两种思潮备受瞩目，一是儒家学派，另一个则是法家。两种思想的观点很不相同，以至于后来秦始皇将其演变成了两派的争斗。秦朝建立后，法家学派居功至伟，使与之持不同观点的儒家学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在战国的后期，那些儒家巨子们依旧无怨无悔地宣扬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书中说道，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名况，字卿。《史记》成书后，因要避讳西汉宣帝刘询的名字，而恰巧“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据考证，荀子应该是中原地区赵国人，还有人说他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荀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人们尊称他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却成了法家学派的代表，他们就是韩非子与李斯。
除此以外，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也是荀子的门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这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的学者和政界都对荀子持有偏见，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对于荀子著作的注释校订才有所增加。近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以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荀子的学术：（中国）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荀子晚年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为《劝学》。
荀子的学术可谓博采众长，虽然其儒术并没有被秦国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在秦国得以完美地实践。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可见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荀子帝王之术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
据《史记》记载，荀子在进入秦国之前一直四处游学，传道授业解惑。到了50岁时，才游学于齐。但是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大约相隔了50年的时间，如果《史记》可信，荀子年当在100岁左右，与事实有出入。应劭在《风俗通》一书中，改年50为年15。依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还无法证明荀子的确实年龄。但依据诸家考证，自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应该是属实的。
至秦昭襄王时代，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辗转来到楚国，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国便不再重用他，这也在一定层面上，隐射着楚国的衰落。荀子在楚国无事可做，只能返还到自己的居所兰陵，以教书为生。
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们二人，一个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学术上的泰山北斗，就那么平静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时，热热闹闹、等级森严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对的或者是面对着，都无法去考证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一刻他们二人都没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没有唏嘘人生的福难，没有诘问战国的意义，有的只是平静，如水一般的平静。
他们此前并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好久，于是相视一笑，无须多问，荀子就能看出，此时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着虎视天下，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时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阳光下的悲悯情怀。
这时候，荀子说话了，他的语气很平淡，用词也很平淡，说的事情也仿佛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国的要害：“儒术对于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益处吗？”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内施行的是法治制度，对外则是王霸政策，这是秦国立国的根基所在，事实证明，这也是秦国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从商鞅时代开始，秦国便一直坚持着这种指导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如果秦国施行儒术，只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和最终的灭亡。
秦昭襄王直接将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为在他看来，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经如铁桶一般牢不可破，而这荀子也不过是个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样的一个老人，只是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为了杜绝他的妄想，秦王说及自己的想法之时，没有丝毫顾忌和隐瞒。
于是乎，荀子毫不客气地争辩道：“我听说，古代的先王只要是圣明的，都会崇尚礼仪、实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贤达的圣人。通过这种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这个国家的军民，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当地运用这些人，这些人就会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地为国尽忠、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将他们弃之不用，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反而会仔细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因此，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顺民，君主对于他们，简直不需要管制和担心。这些人即使贫苦穷困、受冻挨饿，也会因为受过礼仪教化而不去偷抢拐骗；即使没有立锥之地，也会明白事理而维护国家大义。如此，国家哪里有不强盛的道理呢？”
荀子为了彻底地打动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例子。
“当时，鲁国有一个奸商名叫沈犹氏，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为了能够花最少的成本，赚更多的钱，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给羊喂饱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变卖。”
“为此，很多人都曾找过他的麻烦，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那种现状。”
“那个人就是孔子，当时孔子即将要担任鲁国司法大臣，这在鲁国的政坛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民间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那时候的孔子，在民间已经很有威望了。他的礼治、仁政等思想，是广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礼的社会形态，也是广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犹氏听说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没有任何法令的制约，他便不再做欺骗百姓的事情。”
“无独有偶，当时的鲁国还有一个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乱不堪，在听闻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也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样，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如慎溃氏那样的地痞流氓，一知晓孔子到来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孔子一个文人，却能够做君王也难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儒术的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只是挥手之间的事情罢了。”
其实，秦昭襄王对于礼治如何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通过礼治能够让人民顺应自己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他便继续向荀子问询，既然孔子做了官，运用儒术能够让社会如此的良性发展，那么如果君主运用儒术，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礼乐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的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变革使中国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像其表象一样，只是个由分到和的过程。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
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法治的设立，因为它能够全面巩固君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它充满了全面的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辉煌、痛苦和欢乐、死亡和新生。在这里，时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剑争锋，雄辩和鬼才争宠，个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这里得到无限的放大。
强者不相信依靠礼仪可以统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到过多的认可，最后只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当时，依靠不切实际的礼仪是统一不了天下的，铁与血的交融、谋与术的攻伐、智与力的较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
只有天下初定之后，统治者才会用儒术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安于现状、遵循礼制，不要犯上作乱，但它绝对不适合教化想要成为权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荀子的言论，只可以作为两个老人之间的肺腑之谈，却不能当做秦国的治国之本。荀子也只能依靠着他的经邦治国的理想，教化那些甘于被教化的人，没有一个君王会真正成为他学生。
自古人们论及儒家学说之时，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荀子之功绩并不逊色于孔孟。
许多人分析荀子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扬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因为荀子创立了不同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们都是靠礼制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辨别自己的方向，合礼才得称为成人，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而荀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创造出他那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懂得迂回和妥协，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依据人胜天地万物说，创立了专制主义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论否认命运，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认为人本性恶。这在当时而言，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把命运、天地、鬼神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义、性善等都不过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工具。他们讲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严刑峻法。因而孔孟二圣的地位也就高于荀子，就连后世孔庙中也没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怀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秦国，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确信的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赵国。因为早在秦国之前，赵国就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赵奢、廉颇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见赵孝成王的昏聩无能，赵国在他的眼中，已经和自己一样，垂垂老矣。
荀子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应该是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以抵御强大的秦国的铁蹄；应该也会有欣慰，因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据考证，荀子是当之无愧的儒家传经大师，有了他，秦汉的那些儒生们，才得以争相传颂《诗》、《礼》、《易》、《春秋》诸经说。恰如胡元仪在《荀卿别传》中所云：“荀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论述道：“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荀子在传经一事的成绩，要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