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说出八税一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大变法以来，趁着天下工商大兴和张四维政治地位上升的东风，以王崇古为首领的晋商集团，大肆进军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晋商与传统的淮商、闽商、徽商、秦商、鲁商、苏商、江右商帮等大商帮一样,新晋为此际天下工商的骨干力量。
这些大商帮本来自有传统行业，例如淮商此前以盐业为主；闽商以海运为主、秦商以茶马为主、徽商、苏商以典当和丝绸产销为主、江右商帮以连锁酒店业为主等等。
至于晋商，发家吃的是“政策”饭，发展到现在则以金融业和盐业为主。所谓政策饭，实际上晋商骨子里带着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贡”最为典型，晋商集团通过垄断汉蒙交易,赚取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坝之会以后,朝廷全面开放了汉蒙贸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帮也杀入这块市场,晋商突然从垄断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亏。在王崇古的调度下，他们一方面巩固传统阵地，另一方面大肆进军内地工商业，侵夺淮商、徽商地盘，并发展出以票号为基础的金融业——现在则晋级为银行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大商帮赫赫有名，但与朱翊钧成立的工商集团相比，则如同蝼蚁比之大象。大变法之前，有些商帮例如鲁商、闽商和江右商帮，主动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团，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务，规模得到了极大扩增。
大变法之后，此前依附于皇室的这些商帮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的技术和市场都比晋商、秦商要好得多,因此晋商这些年发展并不如俺答封贡时期——晋商善“守财”，却缺乏冒险基因,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发现并要极力扭转的。
尽管缺乏冒险基因，但晋商这些年仍然在金融业、采矿业、木材加工运输业、盐业等方向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张四维在政事堂登顶后，晋商团体如同滚雪球一般，急速壮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税制，张四维则暗暗叫苦。这对任何一个大商帮都是一个坏消息，而晋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来，征收的工商税都是极低的。课征办法虽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但对各类手工业品一直采用从价计征，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
但是，对于非商帮成员的工商业者来说，所谓的低税率其实并不低——跟自耕农的税赋一样。条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谓“田赋”极低，万历初年时全国平均每亩4升。这是什么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麦田算，大概百分之四。与战国时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简直低的可怜。
但是这些正税加上丁赋、均瑶、力差、杂泛——这些其实也算是“正税”，关键是征收环节的腐败低效和层层盘剥，自耕农的亩均税赋就一下子暴增到了亩产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谓“田赋正税”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灾年，大规模的兼并就不可避免。
商税也是一样，随着朝廷的日渐臃肿低效，财税不足的各级官府开始大规模设立钞关收取“船料费”和“车马税”；城市则设立“门摊税”以及各类“杂派”和“摊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税，后面的“杂派”和“摊派”则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税环节的盘剥，与田赋正税一样，大明实际上的商税并不低。
现如今工商业的实际税率大概是十税一，已经接近朱翊钧所拟的“八税一”的税率。但是对于晋商等大官商来说，杂派和摊派，是没有人敢收的。钞关、门摊税这些，他们也只交少量定额。相对于小工商业者，这些大商帮，税负大概仅在十五税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对于皇帝提出的税率，张四维深感肉疼也属理所当然——这相当于正税翻倍还多。
而对于朱翊钧来说，穿越前他是税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税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毕竟，这才是他的本行。
从万历元年穿越时开始，朱翊钧就在研究明代的税收问题。但一直到万历十四年才有所动作，是因为他深知财税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养税源。
变法之前，全国最大的税源除了土地田赋此类的农业税，就是朱翊钧组建的工商联合体——此际加收工商税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联合体的利润都被他用来搞研发、练新军和帮助朝廷度过各种阵痛期了。
变法之后的头几年，各类工商企业尽管有资本支撑，但草创阶段不能加税，朱翊钧需要的是它们野蛮生长，创造就业，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如今大变法全面推开已经六年，朱翊钧需要利用税改给狂飙突进的资本套上新的笼头。因此，税改正当其时。
此际的天下是资本和封建的混合体，朱翊钧给出的判断是半资本、半封建社会。在各大城市，以纺织业、水泥制造、钢铁冶炼、采矿业、初级化工为主体的工商业已经培育出规模可观的市场；在广大农村，以耕织为主的生产力和宗族纽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初级工业品的社会化生产已经在城市里将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殆尽，漳州民变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多种政策压制危机的朱翊钧明白——新生的资本亟待扩大市场。
不管皇帝愿不愿意，资本的触角将向乡村延伸，吸纳新的劳动力的同时扩大消费市场，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提供这些的。因为这需要大幅度提高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民的消费水平。
涉及到如此宏观的经济政策调整，不由得后世的小处长有如履薄冰之感。但后世中国有一个现成的经验，朱翊钧可以直接抄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一力降十会”式的资本定向漫灌政策，将极快的催生城市，并立竿见影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海量的资金，但资本家不可能主动掏出来。由此引出了朱翊钧进行税改的第二个动机——增加税收，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第三个动机就是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朱翊钧将税改和“土改”放在一起，要的是二者之间的互相促进作用。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需要资金，还需要土地。没有土地基础的设施建设代价极其高昂，具体参见加州高铁项目——朱翊钧在党校里面学过的。
以养心殿君臣交锋引发的第二次万历大变法由是发端。整个顶层设计是极其宏大的——朱翊钧拟在全国发起大讨论，并广泛的汇聚民意。张四维的书房谈话，不过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个顶层设计的实现还有一个十分必要的前提，就是皇帝对全国经济具有绝对的掌控力。在大变法之前，大明没有成规模的工商业联合体，掌控力不成问题，但没有实现这个顶层设计的条件；大变法之后，崭新的资本家已经大量诞生——带着大量封建行会残余的大商帮就是鲜明的例证。
因此，朱翊钧不能容忍合盛元——这个晋商银行脱离掌控之外。与内阁总理大臣的交锋不是他对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不允许金融业脱离皇帝的掌控之外。
接近后世金融运行模式的银行业在朱翊钧的拔苗助长下已经诞生。不同于没有穿越者指导的金融资本自行探索，朱翊钧首先将金融业带入现代化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工商业的发展，这正是他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银行业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又是一个可以提前催熟的行业，因为这行业不涉及实业生产，制度上的严密和管理上的成熟只会让朱翊钧掌控实体经济更加自如。
金融业的直接现代化固然让资本缺少了必要的磨练，但朱翊钧的初衷是不想让资本与封建生产关系的搏斗中变得强大和无坚不摧，他需要利用最大的金融资本掌控国家，而不是反过来被资本掌控——此际的穿越者朱翊钧，已经离开了单方面透明的地图，与全世界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