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的秋天开始，膘肥体壮的骏马不断刷新着马场的速度记录，而整个京师百姓的心思也被搅动的鼎沸。
御史台和六科近乎一拥而上，把周王为首的宗室弹劾的满头大包。一来这赌马确实败坏社会风气，二来弹劾宗室也算是大明的政治正确——老传统了。尤其是宗室改革之后，驻京的王爷们被宗人府和御史密切监控，稍有行差踏错，罚俸都是轻的。
周王挑头办马会之前没想那么多，作为昔日在封地作威作福的太祖后裔，他觉得自己办个马会已经很收敛了。俺也没逼着百姓去赌对不对？相反，按照郑王给出的主意，马会的每张马票有限注，而且每个人买马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十两银子——才二十块银元，这点钱好干什么？
再说了，本朝宣宗爷特别爱玩蛐蛐儿，从江南搜求，好蛐蛐一个就数十两。他老人家赌起来，成百上千的输赢，全国上下都跟着玩的时候也没见哪个挑出来谏止，反倒是做下了“仁宣之治”的功业。
如今太平盛世，锤丸、马球、蹴鞠、橄榄球、射箭、投枪等项目如火如荼，皇上隔三差五就要到京师大学看比赛，有时候还亲自主持开球仪式——这才是太平天子的样子！
俺就在赛马项目里增加点趣味和刺激，怎么就错了？！错哪儿了？那京师蹴鞠行会赌的肚脐眼都是黑的，里面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还没有马会里面的铲粪工干净，这帮子御史、给事中咋不叫唤了？
这话糙理不糙，但谁让他是宗室来的呢。蹴鞠行会是商贾办的，御史跟他们叫板丢份儿。因此，周王这倒霉蛋在两个月工夫里就弹章等身，上不得朝不说，还被迫专门聘请一个幕僚帮着写答辩奏章。
......
虽然弹章等身，但朱翊钧优容宗室，关于赛马的奏章一律留中，御史和给事中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这样，这马会在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中开张，一路顶着骂名在不到半年的工夫里成长为京师服务业第一大商社。
这御史和给事中的压力还算小可，这京师两大日报的舆论却受不了。周王刚搬到京师的时候，每天都要看报：每一期的“今日说法”和“连载”一个字儿不落，还专门安排人做剪报。若遇到哪天连载断更，他必然要亲自到报社鼓噪一番的。
但最近这报纸没法看。翻开必然有骂他和宗室的，以前郑王因为自身受屈，且小郑王担任格物院院长的关系，在民间名声很好，如今也臭了大街——不知道哪个嘴快的把郑王给周王出主意并参股的事儿抖搂给记者了。
有一天，帮周王写奏章的师爷突然福至心灵，出主意道：“王爷，这报纸也骂不出什么花儿来了，您何不重金买几篇雄文，让报纸给您这身污水洗洗？管着《京师日报》的张元德和《新民日报》的遂安伯还能眼看着您老人家站在这粪坑里不拉一下？”
周王先捂着鼻子皱眉道：“先生，您这话说的腌臜，什么叫站在粪坑里？什么叫‘不拉一下’？你这个‘拉’字用的不好。”
那幕僚脑海中一下子出来画面了，也差点吐了，苦笑着道歉。周王嫌弃归嫌弃，但从善如流，拿着帖子亲自去拜访张元德和陈澍，请这两个家伙帮忙。
这两个开始不敢答应，但周王面子大，也不能硬顶，搞得好生尴尬。——但报纸就是皇帝的喉舌这话早就烂在两人肚子里了，也只能支支吾吾。
过了几天，遂安伯逮到机会请下来旨意，《新民日报》立即派出报社大笔采访周王，决定帮他洗白——从此周王成了《京师日报》一生黑，袭爵的英国公张元功膝盖跟着他弟弟沾包儿中了一箭，周王见着就骂。
这钟记者果然大才，也深谙舆论操控之道，他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今日在周王府讨论的是最后一篇。这文章先从赌博的起源讲起，又把历朝历代禁赌的法律和诏令梳理了一遍。
文章先说，春秋、战国以降，历代都禁止赌博。禁止赌博法律最严的时期在宋代。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而在实际的执行中，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宋太宗时期对赌博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
“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赌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逮住了就砍头，没二话。
其次严厉的是元代。“禁民间赌博，犯者杖七十，流之北地，钱物没入官；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规定的严厉而且详细。
等到了国朝，太祖在建国之初，曾在南京“建逍遥楼，置赌具于其上，见博弈者、养禽兽者（指斗鸡、斗狗、斗蛐蛐）、游手游食者，拘之入楼，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嗯，老人家用心很深，玩我让你管够，但围住了逍遥楼不给饭吃，活活饿死你——太祖以此教育人民，赌博不事生产是错误的人生观。
到洪武二十二年，太祖诏令“凡赌博者，解其腕可也。”嗯，抓住了就剁手，就问你怕不怕。
其后除了玩心大的宣宗以外，成祖、宪宗、英宗、孝宗都有关于禁止赌博的诏令，刑罚为赌徒被抓住了张榜枷号、官员则免职、开赌场的流放等。
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趣味性和考据都有，周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
吊诡的是，刑罚最重，犯者杀头的北宋，赌博之风最为剧烈。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
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关扑”，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最常见的是“浑纯”或“六纯”——“浑纯”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六纯”反之。
扔出来浑纯或六纯，赌资留下，商品买家拿走——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
这种“关扑”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当然，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
然后文章就问了，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到最后法不责众，谁也管不了——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
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说理和趣味性兼有，周王看了大长见识。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写起了禁酒令——
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这算是传说，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酒诰》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其后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元明，禁酒令多次发布，多次形同虚设。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跟宋代禁赌一样，“犯者死”——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达到了“熏风酷烈”的程度，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凡是能买的起酒的，好些人整天醉醺醺。
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彻底迷糊了——为什么禁酒、禁赌越严厉的时期，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说不通啊！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
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直接抛出论点解释：“赌与酒者，关乎人性，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赌如同“禁酒令”一般，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随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齐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
如《论矛盾》所说，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
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
文章接着说，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包括丧败人伦、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腐败等。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赌博和酒一样，都是无法禁绝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风易俗，扭转国人好赌之风。”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划出红线，触之从严论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禁止私人开设赌场，严禁民家、娼家藏有赌具，违者论罪等。
“疏”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晓谕地方，推广教化，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娱乐”活动，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
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并抽重税，与财政不无小补；而诸王为了争胜，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短途、负重，越野等项目，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据，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们国朝宣宗爷，就爱玩促织。从他老人家之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就没有不爱赌博的。而且花样翻新，赌具和赌术齐头并进。”
说到此处，他向北一拱手：“圣明如咱们圣上，还不是亲自发明了麻将？虽说是孝行，但如今天下因为麻将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
周王听了，笑着点头道：“还是的，那赌徒不赌马，还不是可以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就说这麻将，哪一级官儿敢禁？两宫太后能撕了他！”
钟记者听了心道：“这两货没看懂我这篇文章吧？我写的是不是太文言了？”